渣滓洞在重庆哪里？
革命传统教育基地——渣滓洞，它位于重庆歌乐山下白公馆后的一面陡壁下，离白公馆约三、四百米。因该地原是一座大型私盐腌制缸（即土语所说的“盐渣子洞”）的残存遗址而得名。
渣滓洞原是战时产业合作社的厂房。1939年，兵工署第一工厂迁往后坪，将渣滓洞的两处平房租给了四川保安团作军械库使用。1943年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潘文华与副手徐远举将该房买下，并改建为一座二层砖楼，底层6间，楼上10间。军统局特务在这里设置了渣滓洞监狱。该监狱是军统局用来关押政治犯的特别看守所，由军统局少将处长谷碎观担任该监狱的监狱长。
1946年6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发动了对解放区军队的全面进攻，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迅速高涨，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、农民抗粮、官兵哗变不断发生。为了镇压革命运动，扩大恐怖统治，蒋介石于1946年7月亲赴重庆。在行辕召开了军、政、警、宪、特首脑会议，对扩大法西斯恐怖镇压活动作了部署。军统头子戴笠，将看守所由白公馆、息烽迁至渣滓洞，并将息烽监狱全部撤销，并对白公馆进行了一定规模地扩充改建。军统特务在渣滓洞新修建了牢房以及审讯室、监狱长办公室、看守兵宿舍、碉堡等附属建筑。还打了一口水井，并挖了排水沟。
1948年2月，特务将关在白公馆和息烽监狱的政治犯全部迁至渣滓洞。渣滓洞集中了该狱关押人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一批被关人员。由于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，镇压斗争的不断升级，使得渣滓洞的牢房更为拥挤不堪，原设计不足30人的男牢达100余人。整个渣滓洞内关了200余人。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和破坏，这些革命志士们原有的党组织关系、上下级关系被搞乱了。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保持共产党组织在狱中的核心领导作用，以陈然，刘国志为核心，在渣滓洞中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，支部委员3人，小组长2人。各牢房选出热心的代表35人，组成一个松散式的“狱中党团”，支部成员与这些热心代表保持经常或不固定的联系，指导和推动各牢组的斗争。
在狱中的革命志士，在极端困难、极其恶劣的环境下，开展了顽强的狱中斗争。他们不仅与特务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，还开展了争取改善生活待遇、学习条件的持续斗争。为反对特务在夏夜捉蚊子、放狼狗的恶性摧残，经过艰苦、英勇的斗争，他们终于取得了在牢房内挂蚊帐、点蚊香、挂门帘和不在牢房内放狗的权利。在争取学习用品和图书的斗争中，他们坚持斗争了3年多时间，才取得在牢内写毛笔字和学英语，甚至读到特务长子所寄存的一些中外名著。特务为了镇压、麻痹关在渣滓洞的革命者，他们不断地安排“提审”、“假释”或“出狱”，用欺骗、引诱、拉拢等肮脏下流的手段来收买革命者，逼迫革命者为他们写自首书。以江竹筠、李青林、孙明霞等领导的女牢组中，就发生了“郑雯脱党事件”。在这一事件中，女牢组中的革命志士保持了政治上的高度警惕性和斗争的坚定性，对叛徒郑雯进行了坚决毫不留情的清算。渣滓洞牢房中的革命志士们经过2、3年相互教育，相互鼓励，特别是龙光章、陈然、江竹筠等老党员的模范带动，使一些原来没有入党的同志和新入党的同志政治上迅速进步，使渣滓洞狱中党组织得到不断地成长、壮大。在这一段狱中生活中，由支部领导和组织下，在牢房中开展了广泛的“狱中八条”讨论和“狱中挺进队”的活动。通过“狱中八条”的讨论，使整个渣滓洞革命志士对狱外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，也对监狱内的敌情作出了正确的分析。使狱友们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，使大家对共产主义的事业有着更坚定的信心。而“挺进队”的活动，在白公馆、渣滓洞互不通气的情况下，也同白公馆一样作出了重大、卓越的贡献。他们根据“狱中八条”的精神，组织了以新党员和积极分子为主要成员的“狱中挺进队”，制订了“出狱后的工作决定”，讨论了“出狱后的工作安排”。如陈然出狱后，仍去新华日报工作。刘国志去东北工厂作工人运动。张兴广去北平、东北一带农村开展工作，如去不成农村就去当工人。刘德胜出狱后到川、陕、甘等老少边穷地区做大众化、通俗化的工作等。这些讨论和决定，充分说明狱中革命志士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性、忠诚性，表现了革命同志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彻底革命精神。
1949年11月14日下午，歌乐山下，浓雾弥漫，大雨倾盆。军统特务为了毁灭罪证，防止在押难友策应解放军进城，逃窜前杀害了最后一批在白公馆、渣滓洞的革命者。敌人先将白公馆的革命者装上大卡车，运到山上乱石崖下集体枪杀，然后再装上渣滓洞的革命者。在渣滓洞集中押送时，革命者同敌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，开展了与敌人争夺枪支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壮烈斗争。江竹筠、陈然、刘国志、孙明霞、符仲达等革命志士就牺牲在这一场斗争中。革命者们壮烈牺牲时那种宁死不屈、视死如归的动人情景，谱写了革命者们英雄壮烈的不朽诗篇。
1955、1958年，重庆人民先后对渣滓洞进行了修缮，恢复了原貌。并在1958年对外开放。1979年，渣滓洞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