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有多少坊？
明代时期，北京有四十九个王府和三十多个勋戚宅院。 清代初年，顺治皇帝为博得蒙古草原上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欢心，不惜代价地赐予其大量赏赐。其中就有将原来属明朝藩王的财产全部赏给了噶尔丹。在康熙年间，当清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，随军入关的满洲武士纷纷在北京城内购买房产，作为他们的家园。北京的胡同名称中除了“坊”“巷”之外，还有很多以“旗”命名的街道，如“双旗杆胡同”“镶红旗胡同”“正白旗街”等。这些以旗命名的街道大多分布在今天的东城区，它们所反映的正是清代初期八旗驻跸京城时各旗分而居之的状态。 以“旗”命名并不仅限于京城的胡同。在天津也有“四牌楼大街”，它被分成了前、后两街，街道两边各有四个牌楼，因此得名；而在哈尔滨，有一条名为“满州里道街”的街道，想必这里的原称应该与边境线有关。
至于南方城市，因为满人入关并统一天下是在明末，所以城中的“坊墙”“坊闸”大多保存完好。不过这些“坊墙”已经不再是作为防御工事的存在了，而是变成了城市的景观。比如苏州的盘门就由两座城门构成，进深达80米的瓮城让盘门显得雄伟厚实；而杭州的拱宸桥附近则有“七层塔庙”，这座建于南宋的寺庙当时被称为“景德寺”，不过后来毁坏严重在明清时期重建。
明清时上海地方不大，仅72坊。72坊的说法，最早见于清初施鸿保所著的《沪城备考》。该书作者在自著序中称：“……凡市中坊名，……皆按门牌册注，非臆撰也。”按，清初上海县城“门牌册”已不可见。此后，同治《上海县志》和光绪陈庆镛所著《申浦竹枝词》都沿用72坊的提法。其中《申浦竹枝词》对72坊分南市36坊、北市36坊的说法，为今日人们所沿用。但《沪城备考》和同治《上海县志》所列的具体坊名有出入，有些坊名差别很大，如《沪城备考》所列“南市三十六坊”中，有“黄家湾”、“潘家庙前”、“黄家阙”、“高庙前”等，而同治《上海县志》所列“南市坊”则无以上诸坊名；相反，有“福宁里”、“松阳里”、“泰和里”、“洪德里”等，《沪城备考》所列南市坊中也无此。至于陈庆镛所列坊名，则与前二者差别更大。这说明三个文献所说的“南市36坊”、“72坊”之数并不确切。但72坊的说法，由于简明易记，为人们乐用，流传较广，并未因文献所载有异而中断。
坊，原本是城市的基层行政建制。宋制，百户为一坊，以坊正主之。北宋末年，废坊正。南宋时，坊制已不完全，坊正也被户长取代。“行”和“巷”，也是城市基层组织。元代，行、巷、坊混合为“里”，以里正为长。明清两代，城市基层里长之制被保甲制取代，坊制仅是民间的地址名称。因此，坊制并非严格划分的地域实体。如施鸿保称坊制的存废关系到地方治安，主张严格坊制。他说：“上海为东南一都会，商贾辐辏之处，四方游客，侨寄居停，不知其数。设有败类，奸宄潜滋，莫窥其穴。是以小民累遭荼毒。溯自道光十一年夏，经上海县钱令锡庚严稽户口，遍立坊关。自是奸宄屏息，闾阎获安。不料钱令去职后，继者不振自持，各坊坊关尽被奸徒煽动民户撤去。”这从反面说明当时坊的范围、界址、坊名等较为随意，也较混乱。
